一、

把儿子送到敌对势力中去卧底，不厚书记父子的“社会主义PK资本主义”

薄熙来：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

俺只想问：不厚书记，您的瓜瓜他在国外还好吗？

二、

叙利亚之事，有人又提到石油，想起那个段子：如果海湾战争是为了石油，那么越战肯定是为了香蕉，韩战肯定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为了雪茄，出兵阿富汗为了山羊，出兵塞尔维亚为了李子酒，打德国为啤酒和猪手，打日本是为生鱼片和AV女优，如果有一天出兵天朝，不是为了入党，就是为了地沟油。

三、

短信：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用武力摆平的是北约；
第一时间官员辞职不干的是日本；
第一时间发表全国演说的是美国；
第一时间承诺对事件负责的是塔利班基地组织；
第一时间用飞机轰、导弹炸、绝不示弱的是俄罗斯；
第一时间令导高度重视,现场坐镇指挥,最终涌现出可歌可泣英雄人物的是中国。

四、

毛少将是所有红后代里面最好的……你看他既没有把持中国的电力，也没有在金融房地产呼风唤雨，更没有操控石油，也就是穿了身特大号军服而已；而且唱歌的都能当少将，主席的孙子怎么就不能当了？他还能没事给你们逗逗乐子。多好一人啊！

五、

截访，领导们也绝望了“一个上访户到北京，只需花200多元买张火车票，如果我们把他从北京截回来，每人每次至少3万，两个保安1万元，每人5千，再加上食宿、交通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镇政府一年要花几十万。”在福建省委党校学习的镇干部说：“这样的维稳何时是个尽头！”领导也绝望了~

六、

李小琳：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身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又是前国家领导人李鹏的女儿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从大学毕业到去基层工作，从最初的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副处长、处长、副总裁、到总裁，我一个台阶也没有漏。”

七、

回家的路啊，为什么总是如此拥挤如此艰难？年复一年，涛声依旧，没有任何改观。这些图片让人失望、心酸、气愤、无奈。。。。。在车站排队买票的人永远都是劳苦大众，权贵李刚们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群里。更让人愤怒的是，有时候即使排队你也买不到票。一个总不能让百姓平安舒适回家的国家，为什么领导人选举的得票率会是99、9%呢。

八、

张昭忠儿子留学美国、加拿大人蒋大为高唱党啊亲爱的娘、司马南在美国与家人团聚过年不幸被电梯夹头，事实告诉善良的人们，他们都是国棋高手，不管执白还是执黑，均不代表本人立场，只有既得利益高于一切。什么人才配得上人民的尊敬？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作家诗人可以归入娱乐圈！

九、

八年来，中国死有9869名矿工，中国农民被略夺土地一亿六千亩，六千万人无家可归，官员外逃财产2万亿，购买各国债累计8万7千9百亿，上访冤民累计突破一亿五千万，被暴打、被失踪、被警告良心人士突破400万，09年开始，某公司删帖8000万条、封号196万个。

春晚，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和期待？今年春晚可谓“喜忧参半”，哈大侠以其独特的执导方式，既给观众带来了新意也让人看到“绝对化”的结局；市场经济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一个众目期待的国家大台，在最隆重的节目里，竟然没有一条广告，黄金时段的黄金时间，多少企业翘首以盼？一亿多广告收入不是小数，办春晚、请演员、人吃马喂都需要经费，企业要出名主办方需要经费，广告就是最好的媒介。

可惜，哈大侠的“绝对化”弄得整台晚会像回到了1978年11月份以前……人们期待企业、驻外使领馆、边防哨卡的拜年、人们期待零点的报时、钟声……可惜这些都省略了，说是：“零广告”。过大年、乐淘淘，直播互动是电视的最大优势，像今年的春晚，整个一台录像晚会，除去几个并不幽默的主持人硬造“幽默”外几乎没给观众留下什么记忆。

打着“公平、公正、开门”办春晚的大旗，哈大侠可以横扫一切了，最后把“小品王”本山大叔也“扫地出门”，弄得喜欢本山大叔小品的观众唧唧歪歪了整个除夕，不停换台，寻找本山大叔的小品，（今年央视启用哈大侠，可乐坏了辽宁卫视，哈大侠炒了本山大叔，不待见《相亲2》，等于给辽视春晚做了一次全球免费广告。）怪不得那么多的大腕今年都拒绝春晚；那么多的名家都远离央视，看过2012的春晚，答案豁然揭晓；哈大侠！

毋庸置疑，今年哈大侠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春晚的创意、舞美、服装、道具乃至“真唱”、摄像等都有些改革创新，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春晚主题这个红花的绿叶，让CCTV高层评评，一亿多元的损失，换来“零广告”的美誉，熟得熟失？哈大侠的“绝对化”，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

反思2012年的春晚，不得不让人感觉思想解放、深化改革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洗礼，但是，如果稍不留神，就会重蹈覆辙，敢问哈大侠，您说对吗？

谁为央视损失一亿元广告费埋单？谁为大腕纷纷炒了CCAV负责？

中央拨款1000万建网站，
部长给副部长500万建网站，
副部长给秘书100万建网站，
秘书给外包公司50万建网站，
外包公司转包一家技术公司10万建网站，
技术公司给校领导5万建网站，
校领导给主任1万建网站，
主任给了计算机老师5000建网站，
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建网站。
于是乎，神奇的铁道部购票网站隆重诞生了！

从来没有一年，在网络上的谣言被有心人炒的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实名制，既然这样，监督媒体是草民的天然权力，作为草民的俺自然要评一评，曝一曝，2011年到底有哪些造谣和无耻的新闻。

1、央视采访利比亚的华人侨民靳蕾-实际是是外交部2006年招进的公务员，现在担任驻利比亚大使馆二秘。

2、CCTV4：利比亚人民要求联军停止轰炸，“这样的呼声能被听到吗？”-实际是班加西的万人庆祝集会。

3、CCTV：把利比亚民众的标语翻译成“法国人滚出去”-实际是“法兰西万岁”。

4、CCTV3月24日《新闻联播》：“卡扎菲获利比亚最大部落支持”

5、新华网：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7日说，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改变”。-原文是“当你不确定能达到某种目标时，你不会为军事行动设立这种目标，正如我们过去所见，政权改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有时它会花很长时间，有时它又很快发生，不过这（指政权改变）决不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6、国际在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新华网：美国《赫芬顿邮报》10月12日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结果；中国也名列十大“最幸福”国家，排名第8；美国仅排名第19。-结果财经网纠正真实情况是：中国生活幸福感排四十名垫底，美国居第十二名。

7、环球时报：高铁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8、环球时报：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

9、公益时报张雨：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看中国社会体制优越性

10、中国新闻网：社科院5月6日举行《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讨会”，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倪鹏飞：总体看我国城市居民整体上比较幸福，可打70分

11、新京报郭少峰：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一项有关城市竞争力的报告称，在294个城市中，临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二，幸福感竞争力指数：0.956，综合竞争力指数：0.610，排名：75

12、人民网吴恩远:《俄罗斯新教科书重评斯大林：苏联最成功领导人》，该文章极力渲染俄罗斯当局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在事实层面严重失实。结果被书摘马龙闪《俄罗斯并不存在所谓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否定。

13、新华网2011年11月15日的黎波里发生大规模游行要求自由利比亚电视台致歉

14、人民日报国家统计局科研所：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80.1%其中，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最高，达93.6%;

15、环球时报、中国网、中新网：利比亚当局拟恢复一夫多妻制度引发女性不满/利比亚恢复一夫多妻制难稳民心/利比亚当局宣布全国解放暗示将实行一夫多妻制-贾利勒的原话：作为穆斯林国家，我们将伊斯兰教作为立法之源，任何与伊斯兰宗旨相矛盾的法律应该是无效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接受任何极端主义思想。我们是温和的伊斯兰教徒，以后也会如此。女性在此次革命中担当了重要责任，她们以后仍会如此。他对欢呼的女性说：“以后将有女大使，女部长。”

16、北京晨报、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研报告》，70%的中国家庭觉得比较幸福。

17、环球时报、北京日报新华网中国日报网（已删除）、千龙网、甄言、晓刚、张国庆：美国媒体为何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失声失焦/对“占领华尔街”，美媒为何低调-事实上美国各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18、12月16日，由京华时报公益周刊主办的2011京华公益奖蒙牛获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奖,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卢俊卿父女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同获京华公益奖编辑部特别奖。

19、人民网、中青网、华龙网、北方网、光明网、青年参考：伊拉克近9年战争留下90万寡妇占女性人口的9%，同时找到2010年的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张娜：美军给伊拉克留下百万寡妇此文章说伊拉克有300万寡妇。两文本漏洞百出，小学数学不及格，而且居然仅隔一年，伊拉克寡妇就少了210万，真会变戏法。
信息不全，尤其上半年的没怎么收集，欢迎网友补充并批判之！

转载请保留作者：东海石头、东海石头二世

报考中央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60万
报考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45万
报考市（地）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30万
报考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20万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10万

谁也不傻不瞎的，啥叫公平竞争啊？
如有跨省意向，请直接联系原作者。

近日，各大网站热炒了杨佩昌的一篇文章《德国电力价格究竟是多少？》（该原文在后面，请先阅读本文）。文章说，德国居民实际支付的每度电力价格为1.259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大约是中国居民用电价格的3倍。可奇怪的是，杨佩昌先生竟以此得出，德国市场化的发电制度竟有优越性！

这位杨先生的理由为：德国人的平均收入为中国的10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为德国的十分之一，因此，中国的电费价格应当为德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电费价格高于德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认为中国的电价高于德国。既然德国的电价低了，德国的发电的市场化制度自然就有了优越性。

乖乖，这位杨先生真是位神仙！按这位杨先生的理论，中国的物价应当为德国的十分之一，那现在中国人收入，就和德国人的收入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了，那中国人一夜之间就能过上了和德国人一样的生活。如果真的这样了，中国人是一定会把这位杨先生按菩萨供奉起来！

杨先生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德国低，所以中国的电价应当比德国低。杨先生为什么不让中国的电价和非洲比一比呢？按杨先生的逻辑，收入越少的国家，电价越低，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最低，是不是非洲国家的电费最低呢？

中国人的收入低下，生活自然不能和高收入的德国看齐，这是基本常识。中国人的收入是德国的十分之一，享受到的生活资料自然应当的德国的十分之一。不发达国家，因为工资比较低，往往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只能在这一方面产品具有较低的价格，而在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不发动国家缺乏技术和资金，效率低下，成本较高，价格都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发电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发电企业，应用的劳动力较少，因此中国的低工资对发电的成本影响不大。发电的原材料煤，现在已经市场化了，全世界的价格相差不多。但发电技术，中国远远赶不上德国，中国发电企业的效率远远赶不上德国，所以，中国电力的成本要高于德国。杨先生所以要让中国和德国比较电价，是因为德国是发电技术先进的国家，德国是电价在世界范围内较低的国家。

杨先生认为，发电市场化了，电价就能降下来。在中国，大部分产业已经市场化了，但中国人并没有看到低物价，这些市场化的领域物价，大多比欧美国家高。高房价、高药价、姜你很、豆你玩，都是在市场化的情况下产生的。

中国的电价能够远远低于德国，是因为中国的发电企业是国家所有的，发电企业还没有市场化。如果发电市场化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低物价就彻底沦陷了！

德国电力价格究竟是多少？ – 作者：杨佩昌

欣闻国家发改委进行电价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搞阶梯电价，改革的方向是提价而不是降价，这样一来，据说煤电价格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马上就可以扭转了。为配合发改委的电价改革，我来晒晒德国电价，介绍德国电力市场改革情况，也算是凑个热闹。

德国没有国有电力公司，所有的发电厂都是私有企业。尽管如此，1998年之前德国电力市场并未形成有效竞争，其原因是电力企业送电范围按照区域划分。也就是说，一个发电企业只能在某个区域供电，而居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这样的后果是电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垄断，电力价格任由发电企业决定。

但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1998年德国开始电力市场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宗旨是让电力价格不再继续上升，给居民更多的实惠和选择。根据《能源经济法》的规定，每个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供电者，而供电方也可以打破地区限制，把电力输送到任何一个需要的消费者家里。改革两年后，消费者明显感受到电力价格的下降，但随后价格逐渐上升，其原因是大型发电企业可以大幅压价来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导致小企业破产。而中等企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被迫与大企业进行联合，也就是被大企业兼并，结果导致德国电力市场逐渐形成新的垄断。据统计，2001年仅仅十余家电力企业就占据了大约80%的市场份额。

电力市场形成新垄断的现象直到2005年才得到真正改变。德国政府认识到，如果不给中小企业生存机会，市场将被进一步垄断，形成几家电力寡头，这不利于电力市场的良性竞争，也损害到居民的利益。解决办法是发电与电网真正分离。在此背景下，德国成立联邦电网管理局，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每个供电企业（无论大小）都可以将电力并网。这也符合欧盟竞争委员会关于发电和卖电分开的规定。受益于这一措施，中小发电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目前德国电力市场上大约有900家电力供应企业，形成了电力企业有序竞争的局面。

由于竞争局面的形成，居民得到了相当大的实惠。与此前的电力价格上涨的情况相比，目前德国电价基本平稳。目前，德国每度电价构成如下：发电企业所得占37%，电网利用费24%（用于电网的维护和扩建），增值税16%，特许销售税7.7%，生态税8.8%，其他杂税6.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德国电价包含的税收高达38.7%。尽管如此，德国电价并没有高不可攀。以德国菲利克斯电力公司（FlexStrom）为例，3600（千瓦时，即每度电）为709.20欧元，新用户可以优惠180欧元。换言之，该公司卖电价格为0.147欧元（折合人民币1.259元-汇率为1:8.59）。扣除电网费和各种税收，实际电力价格仅为0.054欧元（折合人民币0.46元-汇率为1:8.59）。

亲爱的国家发改委，德国人民的平均收入为中国的10倍，大约为3000欧元/每月（25770元人民币），德国居民实际支付的每度电力价格为1.259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德国人民在用电上的支出微乎其微。如果中国老百姓的平均工资达到了2.5万元人民币/每月，那目前中国的电价的确应该调整了。而德国电力企业尽管每度电实际所得仅为0.46元人民币，但他们并没有出现亏损，这是怎么回事？这正如两桶油一样，日进斗金还天天喊亏损，是真正的亏损还是贪得无厌？（有兴趣者可以看我的博文《为什么德国汽油价格反而低于中国？》）如果是经营不好，何不进行市场化改革，让民营企业也来分担一下你们的“亏损”？看来国家有关部门很高尚，他们决不答应民营企业参与到这个“亏损”的行业中来。

　　如果我们的政府把贫穷线提高到年收入2300元，这每月192元的收入真的还会有1.28亿人未达标吗？好好看看各省上报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被提高”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有哪个省在这个数字下？由此，我质疑这个“1.28亿”的数字，不是质疑它多了，而是质疑它少了。

　　一、先说农村居民。即便年收入2300元以上，实际意义上说，他（她）也很难脱贫。先不说物价上涨，仅仅只是看病难，孩子上大学难、就业难，就足以让这2300元收入严重缩水——因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任何事如果你不托人，不请客送礼，你是寸步难行。再就是农作物的定价及农作物成本价的倒置，虽现有政府的贴补，但那也只是贴补“少赔”，而非实惠于农，增产增收。

　　二、城镇居民。看似没人年薪在2300元之下，但实际所得与支出扣减后，又有多少家庭还处在贫困线下？长年累月的积累是不是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若要让自己的孩子有尊严地活在他们的同学中，没“国民待遇”这样的保障，只有“干啥不如有个好爸爸”，其家庭心理的贫困，是不是更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三、数字浮夸下的贫困。曾有人拿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估算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具体数字大伙都知道，远比这1.28亿高很多。可若有人细算物价指数、浮夸数字、及各级衙门的盘剥、欺诈、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那些“被脱贫”的数字重新归位为“贫困人”，我相信这改革开放实际未贫困人口，有可能触目惊心，叹为观止。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国家富裕了，而人民的实际所得并没与这富裕并驾齐驱，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贫困？

　　我之所以这么说，还在于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垄断”，一直是先己后人，以权谋私。虽口口声声说着“人民政府为人民”，实则却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治大于法制。

　　我之所以这么说，更在于我们国家提倡依法治国这么些年，而实际统治国家的仍然是人治，是人情——情大于法从而导致干啥事都得托关系、送大礼……有理没钱莫进来！

　　好好深思我们国家的现状，在这么一种社会保障尽失（当然，面子上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应有尽有），贪官污吏越来越猖獗的大环境下，生活在贫困线下及“被脱贫”的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少？真的只是这1.28亿人吗？

　　而即便只有这1.28亿人，他们的存在与国家庞大的外汇存底相比，是不是莫大的讽刺？在人民币越来越多到四处泛滥的今天，在物价因人民币太多而持续上涨的今天，竟然还有那么多国人手中的人民币“纸贵如金”，一分钱得掰两半花，这又说明了什么？此时调升至年收入2300元以上，它占国民收入的比值是多少？是合理的比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

　　说真的，我真的很想问：这样的调整会不会再五年十年不变了呢？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不仅仅体现在举办了多次世界级盛会、拥有航空母舰、能上天探月，更应该体现在国民能健康地生活，孩子有安全的校车、穷人有尊严地生存。这才是真正的大国。一个穷人没有生存尊严的社会，富人能生活得安心吗？

　　中国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几乎比旧标准高出一倍，的确体现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姿态。虽然新标准让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让我们这个“世界上脱贫最显著的国家之一”面子不甚好看，但是我们认为，让穷人有尊严地生活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尊严，真正的面子。

　　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仅仅是个开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到那时，我们才能毫无愧意地说我们创造了奇迹，实现了国民的“健康生存”——即除了基本的营养需求外，还要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

　　在《纲要》之下，当下关于2300元的新扶贫标准到底有没有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讨论的确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就连官方也表示，任何一国的扶贫标准都根据自己国情确定的，中国和美国的标准就没有可比性。但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坐标下，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扶贫处于哪一个层次。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说，“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定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

　　现在通行的国际贫困标准是世界银行每人每日收入1.25美元，按照2300元的标准，折算下来，我们的贫困标准并没有达到日收入1.25美元的标准。值得提醒的是，这个国际标准还是极端贫困线标准，贫困线是另外一个国际标准——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

　　如果从国情来考量，我们的扶贫标准也并不是那么值得炫耀。可以简单地算一下，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到最新标准的2300元，26年来提高了约11.5倍，但这20多年间的GDP总量却增长50多倍，财政收入增长的倍数更是惊人。试想，一年2300元，一天也就6元钱的生活标准，在当下物价高企的背景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愁吃穿都很难做到，更别论其他保障了。

　　我们并非要求一步就跨越贫困，短时间内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上述不同的对比中，我们应该感知到自己的扶贫步伐偏慢了，我们本来可以更快一些。如果我们在民生投入上更大一下，我们甚至可以将“世界上脱贫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中的“之一”去掉。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什么阻挡了我们扶贫步伐的加快？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剔除那些障碍。不久前的中央扶贫工作会上，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见证了该会议规格之高。我们必须形成共识，让贫困人口享有尊严，是一个政府应尽之义务，这不仅关乎社会良心，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穷人没有生存尊严的社会，富人能生活得安心吗？

　　现在我们的扶贫有两种方式，一是开发式扶贫，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另外一种是保障性扶贫，即对穷人实行救济。两种方式时有结合，比如以工代赈的方式。但是很多通过这两种方式脱贫的人和家庭非常容易陷入“二次贫困”，也许仅仅是一场疾病或是孩子上学等等。所以扶贫不仅仅是给予某个家庭点对点救助，而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扶贫。比如社保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在教育上政府更多的投入，降低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等等，这样返贫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不仅仅体现在举办了多次世界级盛会、拥有航空母舰、能上天探月，更应该体现在国民能健康地生活，孩子有安全的校车、穷人有尊严地生存。这才是真正的大国。

　　近10年来，中国移民潮非常引人注目，也引发思考：
　　移民首选的目的地就是欧美加拿大各国，其次澳大利亚，再是东南亚和港澳，日本和南美，非洲（因为港澳本身就中国领土，应该叫移民前的跳板）。

移民的方式不外有几个：

　　人才移民：美欧对人才的需求是不吝本钱的，中国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生，都基本是尖端人才，这部分学子移民欧美拉开了中国移民潮的序幕。
　　婚姻移民：本世纪头几年比较声势浩大，如东嫁日本成为一种热选。
　　技术移民：只要发现中国出现高端人才，欧美就立时邀请为客座教授，并操办移民事宜，他们知道，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无论经济状况如何窘迫，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会象中国那样出现“北大学生卖猪肉”的事情。
　　资金移民：为了吸引资金和投资，移民成为回报的工具，这个政策移民，已经成为当前移民潮的主流，也是中国富裕阶层和某些不法官员移民国外的首选。

当前的移民潮说明了什么？

　　中国富裕阶层，有很多是民企老板，无论他们是靠官商手段获得财富，还是靠市场经济手段创造出的财富，因为在政治上并没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感到手里的财富并不安全，把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是他们的本能反应。
　　民企老板对“金钱”有本能的敏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政府“奢易俭难”，今天的政府开支膨大，机构膨胀，一旦出现经济疲软，财政收入难以维持正常开支，那么，为了维“奢”，苛捐杂税，胡乱收费就将是民企要面临的考验。
　　很多地方现在还靠“土地财政”维持公务员和领导们的高福利，高待遇，如果“土地财政”减少了，那么钱从哪里来？不靠多加税种，多增税收，严格检查，多加罚款，多提收费，，，等等办法，不完成“任务”，哪来钱来维持？
　　老板当然知道这种情况，而且不管多大的老板，在一个小吏面前，也不敢太多猖獗，当然那些靠官商勾结谋利者除外。
　　这样的环境下的民企是脆弱的，财富是不安全的，官夺民财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赚了笔钱就想外跑，很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当然，那些贪官，如果不把贪账移到国外，恐怕有钱也享受不到，移民当然是最佳选择！

某部落以打渔为生，可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

刚开始100个人每天捕鱼10斤，共1000斤，每人可以分到10斤。

后来发现在一部分人偷懒，于是抽出10个人出来监工，这时变成了90个人工作只有900斤，每人可以分到9斤。

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有部分捕鱼的在交货的时候在鱼肚子里塞沙子、用针筒往鱼里注水，以次充好，抽出10人来检查鱼的质量，这时只有80个人捕鱼共800斤，每人分得8斤。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精明的人发现捕鱼太辛苦了，不如把鱼做成鱼干、鱼丸等深加工能卖更多的钱，于是又有10个人从事鱼的深加工，这时只有70个人每天捕鱼700斤，每人分得7斤。

又过了一段时间，隔壁部落看见他们赚钱比他们多，于是来抢，于是他们又从70人中选出10人组成保安队，这时候每人只能分到6斤鱼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新问题又来了，部门太多各自为正，于是只能选出10个人来综合管理，一人当首领，其余的分管市场、生产、质量、安全等等，这时每天每人只能分到5斤鱼。

但麻烦还是不断的出来，他们发现以前往鱼肚子里塞沙子、用针筒往鱼里注水的捕鱼工行贿给质量管理员，于是又抽10人出来组成反贪组，现在每人只能分到4斤鱼。

他们以为现在总算能安居乐业了，首领不断收到反贪组有来历不明巨额财产的举报，于是10人的检察组成立了，现在能分到3斤鱼。

可是捕鱼的说分到的鱼太少，吃不饱了，于是首领决定成立高产捕鱼研究中心，每人能分到2斤鱼。

过了一年研究经费也用完了，高产捕鱼仍没有眉目，捕鱼的那10个人饿的形消体瘦，根本没有力气捕鱼。

于是，首领召开全体会议：我们的职能机构不断的完善，科研不断的进步，管理队伍不断的扩大，为何会有极少数人还吃不饱呢？